自古文人多有書齋。苔痕漫漶的竹簡堆在秦漢士人的案頭時，尚不見“書齋”之名。直到南朝陶弘景在句曲山中建起三層樓閣，將白云封在頂樓充作侍童，這方寸天地才真正有了魂魄。千年間無數(shù)青衫背影隱入重重疊疊的書架，將人間煙火與紙上煙霞煮成同一壺茶。
　　 齋號往往比屋宇更早長出青苔。劉禹錫在《陋室銘》中尚未提及草廬之名，后世文人卻已深諳此道。辛棄疾的“稼軒”取自“人生在勤，當(dāng)以力田為先”，把劍鋒藏進犁鏵；蒲松齡的“聊齋”懸著塊“醉吟墨瀋”匾，三分自嘲里透著七分孤傲。江南園林中的“繭齋”常被誤認為養(yǎng)蠶之所，實取“讀書如蠶食葉”之意，軒窗上鏤空的桑葉紋早把機鋒刻進木紋。張岱中年散盡家財，偏守著“不二齋”不肯改名，說“雪水烹茶、古鼎焚香，俱在不可有二處”，倒比鼎盛時的精舍更顯筋骨。這些凝固在匾額間的文字，有時是半生志趣的注腳，有時是浮沉起落的碑銘，總歸要在紅塵中鑿出一孔讓精神透氣的縫隙。
　　 南宋詩人陸游的“老學(xué)庵”不過丈余見方，墻角總泛著梅雨季的潮氣。他在《書巢記》里自嘲：“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边@般窘迫處，卻養(yǎng)出了“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壯懷。明代歸有光的項脊軒原是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偏在此間望見枇杷樹“今已亭亭如蓋矣”的永恒。文人擇居從不計較廣廈華堂，倒像是刻意尋些破敗處安置肉身，好讓精神在漏瓦殘垣間恣意生長。
　　 曾見萬歷年間文震亨繪《長物志》，細數(shù)書齋當(dāng)懸云林畫、置哥窯瓶、供靈璧石。這般講究卻未必是常態(tài)。袁宗道在《白蘇齋記》中寫道：“余既以懶癖成性，官閑無事，掃地焚香，啜茗味淡?！鼻宀枰划T、素琴一張，案頭隨意攤著東坡詩集，這般清簡倒更近文人本心。李漁在芥子園里種芭蕉，聽雨打葉聲替代了琴瑟；鄭板橋在擁綠園中養(yǎng)瘦竹，看疏影橫斜勝過了丹青。書齋里的風(fēng)雅向來不在器物貴賤，全看主人胸中是否蓄著一池活水。
　　 晨光初透窗欞時最宜展卷。張岱憶及早年讀書，說“雞鳴枕上，夜氣方回，此時披衣起坐，萬籟俱寂”。這般光景里，連翻動桑皮紙的窸窣都成了天地間唯一的聲響。午后的書齋總要染些慵懶，沈復(fù)在《浮生六記》里記蕓娘“拔釵沽酒，不動聲色”，那酒香混著墨香，竟比蘭麝更清雅。待到夜?fàn)T高燒，硯池里浮動的月光便成了最好的知己——黃庭堅在“喧寂齋‘中寫’桃李春風(fēng)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筆鋒轉(zhuǎn)折處不知藏了多少欲說還休。
　　 書齋里的時光常凝成特殊的氣韻。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xué)時，總要把窗前松枝修剪得能看到遠山輪廓，他說治學(xué)如觀山，須留透氣處。這道理被董其昌化入畫論，遂有“隔水看山”的妙境。王世貞的小酉館藏書三萬卷，卻偏在院中開鑿方塘，專為倒映星空。這般看似無用的布置，恰似文章里的閑筆，空處能生出萬千氣象。
　　 文人相聚書齋時最見真性情。蘇軾在雪堂會客，“有客無酒，有酒無肴”，遂取月色與江風(fēng)佐談。這般清談傳統(tǒng)自竹林七賢便綿延不絕，到清初冒襄的水繪園中，仍見諸子“坐花醉月，不知東方之既白”。錢謙益的絳云樓付之一炬時，時人痛惜的不是萬卷藏書，而是樓中那些“談笑有鴻儒”的夜晚，隨灰燼飄散在虞山的云霧里。
　　 書齋終究要歸于寂靜。文徵明在停云館獨坐，看“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映著壁上自書的《歸去來兮辭》。這種孤獨不是凄涼，而是將自身化作山水長卷中的一枚閑章。袁枚隨園書齋前種滿梅樹，花開時閉門謝客，只許暗香入戶。他說：“讀書如游名山，必得孤往?！边@般獨與天地往來的心境，或許才是書齋給予文人最珍貴的饋贈。
　　 如今鋼筋森林里的書房多已淪為工作間的延伸，鍵盤敲擊聲取代了墨錠研磨的輕響。但總有人會在深夜合上電腦時，瞥見書架角落里的線裝書泛著幽光，恍惚間似有松風(fēng)穿窗而入。那些被歲月摩挲得溫潤的舊書脊，依然沉默地守護著某種可能——當(dāng)我們輕輕拂去電子屏幕上的塵埃，或許還能在某個清晨，重新聽見宣紙吸墨時發(fā)出的，細微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