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1960年，是我初中求學的三年。
　　 三年時間雖然不長，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經(jīng)歷中卻刻下了不能忘卻的記憶……
　　 一、莫明其妙的帽子公司
　　 1957年下學期，我進初一。
　　 班主任老師姓胡，醴陵人。一位長相甜美、剛從省城師范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大姐姐。敢稱為“姐”，是因為班上同學大多是解放后才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年齡參差不齊，好幾位農(nóng)村耒的同學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師生站在一塊，也分不清誰師誰生了。
　　 胡老師對學生很友善，課間休息甚至可以一起嘻笑打鬧?？炱呤赀^去了，我還記得她在同學中唱的那個醴陵民歌調(diào):“哎呀！我的滿妹子鬼也哎嗨呀……
　　 那天下課時，胡老師忽然紅著眼對同學們說：“都去那邊看看貼的那些漫畫吧！我恐怕要休息些日子了。”
　　 原來，胡老師與她熱戀的男友是大學校友，又同時分配到這個縣城。只是一個在二中，另一個到一中。連接兩個中學那段田間小道要走約四十分鐘，因為四周無住戶，晚上都不敢貿(mào)然穿行。
　　 漫畫上畫著的正是她倚校門而望，兩地鴛鴦心有不爽。漫畫下的文字指責她“對組織分配不滿”、“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
　　 一溜漫畫的末尾，還有一位以“帽子公司經(jīng)理”自稱者畫著一頂禮帽，帽下無人，莫明其妙。
　　 笫二天全校師生在食堂吃飯時，一位稱著“組長”的校領導推著林姓歷史老師上了舞臺（食堂又作開大會禮堂使用）。組長大聲宣布：林xx是右派分子！
　　 就見那位林老師偏著頭，手里還端著飯缽，一臉茫然，師道尊嚴此刻蕩然無存。
　　 接下來的幾日，那漫畫的帽子上添了個“右”字。帽子下除了林老師，又陸續(xù)加了幾位老師?！兜乩怼防蠋熥钆Ｆさ慕^活數(shù)他一口氣可連說不少“島”名，又連說不少“河”的名稱,語速快得令人佩服。教《植物學》的老師是福建人，也是大學畢業(yè)分配而來，一口閩南話輕嘴薄舌十分好聽。他還是學校教師籃球隊前鋒，絕對絕對的主力。輪到他上課時左手端著教案本右手向學生示意、一個大跨步就可以從門口一躍而穩(wěn)穩(wěn)落在講臺下那個臺子上，動作十分瀟灑漂亮。
　　 后來，幾位老師在學校農(nóng)場干活了。為什么他們被“右”？我才十二歲，我真的搞不懂。
　　 有趣的是：十年過去以后，那位“組長”卻因為他給自己三個孩子的取名分別為“愛國”、“愛民”、“愛黨”，而被人連線成了愛“國民黨”。或許心有委屈卻百口莫辯，這是后話。
　　 二、勤工儉學成就半個農(nóng)民
　　 1958年，初中二年級。國家號召教育要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合。
　　 學校增加了“勞動”課，又稱作“勤工儉學”。勞動勞動，出了課堂才能動，于是很受大家歡迎，特別那些從農(nóng)村來的學生更是如魚得水。能有在“街巴佬”面前展示手腳的杌會，好不得意。
　　 學校有農(nóng)場，有一些菜地；魚壙邊有竹籬圍好的飼養(yǎng)場，有雞、鴨、鵝；離食堂不遠的豬圈里還養(yǎng)了幾頭大肥豬。
　　 我被劃入“街巴佬”了，逢勞動課班上勞動委員就直接打發(fā)我去了飼養(yǎng)場。最開心的事是手揮一根小樹枝，趕著那十幾只大白鵝去草坪上任它們啄食青草。我坐在樹蔭下，腦子里閃過才看的匈牙利電影《牧鵝少年馬季》中那些鏡頭，悠哉游哉。
　　 學生多，學校里可供勞動的場所畢竟有限，于是勞動課的時間相對作了調(diào)整，班干部們有權對具體內(nèi)容作出決定。
　　 從學校后面坐渡船過沅江，去十里以外的山上砍柴是大家最樂意的事。因為上午砍一擔柴回來送到食堂后，下午就可以不上課。到后耒食堂邊柴堆堆不下了，我們就挑上柴沿街叫賣，回校把那幾角錢上交勞動委員。
　　 我們還去離校幾十里的農(nóng)村扯過竹筍，白天扯、晚上剝外皮，再用大鍋煮開。除了上交食堂一部分外剩余要賣掉。說是“儉學”，其實并沒有減少學生該向學校繳納的費用。而班上勞動委員收那些錢去哪了？大家也懶得追究。
　　 接下耒我們勞動課的內(nèi)容越耒越豐富，開始走出校門。
　　 國家開展大煉鋼鐵的運動時，教室對面那幾棵高大的楓樹下方，一個幾米高的土爐就冒煙了。我們?nèi)ド嚼锾艋啬咎?，又把家里家外四處搜來的廢鐵送進爐膛；
　　 政府說要建個飛機場，我們又從沅水河灘撿拾卵石，一擔一擔地送到一中后面的山坡地。十里左右的距離，一天往返兩次就累得不行；
　　 我們還用鋤頭挑起被包、行旅，浩浩蕩蕩步行四十里路去雪峰山植樹綠化；
　　 我們也曾在冬季與成千上萬的農(nóng)民一起挖泥壘壩修筑水庫；
　　 還有去農(nóng)村插秧打禾、挖紅薯、摘茶籽等等都留下過我們的足跡。
　　 最令我收獲滿滿的是1958年的9月，在偏遠山村搞了半個月的掃除文盲活動。我實實在在地與農(nóng)民同吃：各家各戶輪流派飯，互相攀比傾其所有招待“老師”；同住：晚上睡在生產(chǎn)隊谷倉上面樓板上，享受兩位持槍民兵的“保衛(wèi)”；同勞動：白天跟在幾個小不點后面趕著兩頭牛滿山跑。這次“支教”結束時，我還分享了農(nóng)民朋友慶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喜悅。
　　 我所有相關農(nóng)村的那些知識，就都是從那些勞動中積累的。很長時間內(nèi),我居然敢大言不慚地稱自己是“半個農(nóng)民”。
　　 三、學生食堂那些傷心往事
　　 學校在縣城郊區(qū)，住校的學生居多。就是家離校稍近點的同學，吃飯也愿意在學校解決。食堂其實是禮堂，有四方飯桌卻沒有凳子。逢全校師生大會時會把飯桌疊到后面，學生從教室扛著自已坐椅分班而坐。
　　 吃飯是按班級編排好的八人一組，那種四方桌也沒有板凳，需站著扒拉幾口填飽肚子。
　　 開飯時，大師付用幾架板車把用木桶盛著的米飯送到食堂，任學生自已去各取所需。用來煮飯的米沒有人工精洗的痕跡，又是用木甑蒸熟的，不用菜也能吃出香味。桌上有四菜一湯，有葷有素。一桌人圍在一起倒也斯文有禮，互相謙讓，到最后那人吃完飯了桌上也還能剩下些湯湯水水。
　　 到初二下學期時，食堂情況有了些變化。木桶里的可盛的飯略顯不足了，桌上菜缽子里也明顯少了以前那種光澤。飯前的那節(jié)課下課鐘聲響過后，往食堂方向去的人群由過去從容不迫變成了爭先恐后，同一桌人步子稍慢點的對著裝菜的缽子只能哭笑不得。
　　 不久，政府開始對糧食實行定量供應。憑心而論，國家對青年學生是特別關照的：當時城市居民每月大米供應26斤，而我們初中學生有31斤，到高中還會有33斤。學校食堂開始改用那種瓦缽子蒸飯，每人一份，由大師付送上飯桌。到食堂去又可以不急不慢了，而且又有人發(fā)起選出輪值“席長”，席長的任務便是負責把桌上的菜平均分到每個人的飯缽上面。
　　 到1960年初三那年，還發(fā)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學校菜地遭劫：種著胡蘿卜的菜地靠路邊地段明顯矮了一截，有人把胡蘿卜拔出后取走根部把莖葉又插入土中；食堂割走綠甘藍后留在土中的根被同學“啃甘蔗”了。
　　 豬圈里煮豬食的灶屋里不時有人“燒烤”：我在同桌慫恿下重抄兒時舊業(yè)，在校外樹林用彈弓打下些鳥雀，同桌專業(yè)拔毛開膛用黃色草紙包好，浸濕水后在灶灰中煨熟香氣撲鼻；還有同學在校外稻田邊水渠中撿得剛死的小魚，用竹棍插入口中烤得兩面焦黃還贊不絕口。
　　 見食堂大師傅們端著飯碗蹲太陽下吃“肉”直呼過癮，只說是“廚房里捉的老鼠是吃飯菜長大的”人吃了沒事。
　　 在寢室見一同學挺坐床沿表情痛苦，想替他去尋校醫(yī)卻被拒絕了。他說吃飯前同桌有兩位家住縣城的同學回家了，他發(fā)揚風格替他倆完成了吃飯任務。
　　 ……
　　 三年好快，好快，有說是日月如梭。
　　 三年又好長，好長，幾乎叫度日如年。
　　 三年的初中生活，有迷惘，有磨難，也有收獲。我在迷惘中學會了清醒，在磨難中經(jīng)受了考驗，在收獲中成就了人生。
　　 撫今追昔，當知一切來之不易。
　　 好好珍惜，才是正理，我定會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