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認為自己是個沒有商業(yè)頭腦的人，歸咎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里刨食，他們將這些行為釀造成基因傳給了我。入學后，當我雙手背后，挺直了腰身，我慢慢從課本上以及老師的諄諄教誨中知道了，買賣當中有“投機倒把”行為，是犯罪，我輩不齒也。
　　 小時候，我有個遠房大舅，從我記事起，他就騎著自行車，走村串寨，走街串巷，賣麥芽糖。自行車后座上，馱著一個柳條籃子，上面蓋著一層棉布。剛進村，就開始叫賣。他個子不高，嗓音也不高，甚至還帶有幾分沙啞，但具有辨識度。一聽到，我就會跟母親說：“媽，大舅又來了?！蹦赣H聽我這樣說，就停下手里的活，趕緊扭頭向窗望去。這時，常?？吹?，大舅推著車子，朝著我家大門走來。
　　 讓我不高興的是，他常常在吃午飯前來，進門就喊母親：“小韓子，給我弄點吃的。”他比母親大幾歲，跟母親一點都不見外。母親就立刻去做了，家里沒什么好吃的，有時，不得不把晚上要吃的一塊豆腐給他燉上。母親熱情，冬天，還會給他燙一點白酒，讓他喝上幾口，暖暖身子。本以為，每次他都會拿出幾根麥芽糖分給我們兄妹，但這種時候并不多。所以，以后他一來，我們就都給他臉子看。母親總是勸我們：“別介，你大舅不容易，就靠賣麥芽糖，養(yǎng)活七八口人?！睆拇?，我們習慣了，覺得大舅頭腦靈活，打心眼里佩服他。
　　 大舅家的孩子，身上也散發(fā)著商業(yè)氣息。其中，大表哥，改革開放之初，一趟趟從老家往深圳跑，聽大人們講，他每次都不白跑，意思是賺到錢了。不知道他倒賣的是什么，但一定是將北方的特產(chǎn)帶到了南方。每次看見有人問他，他總是笑而不答。他將鎮(zhèn)上銀行的工作都辭了，每年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幾次，小日子就過得足夠滋潤。他能說會道，穿得水光溜滑，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典型的一副“倒爺”形象。
　　 耳濡目染，有時我們也琢磨出一些商業(yè)行為。當時，不知道是農(nóng)場和農(nóng)村執(zhí)行不同的糧食政策，還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農(nóng)場吃白面（東北方言：小麥粉）多，農(nóng)村則吃粗糧多。所以，那時候有一種現(xiàn)象，就是農(nóng)村的女子都喜歡嫁到農(nóng)場去。我的二姨就是，只是，二姨吃了很多年白面，婚姻并不幸福。還有一種現(xiàn)象，要么農(nóng)場人用白面來我們村里換粉條或者小米、紅小豆之類，要么，反之，我們背著所謂的土特產(chǎn)去農(nóng)場換白面。我和母親就經(jīng)常帶點粉條，去村子西南方向的向陽農(nóng)場換白面。不敢喊，只是見人就問問，人家一搖頭，就趕緊走。我們這種行為，可不可以說是“易貨貿(mào)易”的雛形。
　　 記得一個春天，雨后初霽，母親和我?guī)е蹢l去了向陽農(nóng)場。幾圈轉(zhuǎn)下來，沒人接茬，天要黑了，我們只好悻悻而歸。那晚，母親用家里僅存的一點白面，搟了面條，用菜園里剛冒頭不久的春韭，做了韭菜雞蛋鹵，我和家人吃了一頓終生難忘的晚飯。
　　
　　 二
　　 春風綠的不止是江南岸，春風吹拂的是大地。我門那個窩在山洼里的小村子，歷經(jīng)改革春風的吹拂，也發(fā)生了變化，我們村里唯一一家商店承包給了唯一一位商店售貨員包師傅，她真地姓包，不是因為承包了我們給起的綽號。她身材矮胖，大眼睛，走路甩著兩條長長的粗辮子，共產(chǎn)黨員。我們都很不理解，“這不是單干了嗎？”群眾議論紛紛。她似乎不在乎，干得很起勁，村民發(fā)現(xiàn)，承包后，商店里貨多了起來，有些還比原來便宜了。
　　 生產(chǎn)隊里地少，農(nóng)活不多。父親不愧是老會計，估計是他腦子里已經(jīng)盤算一段時間了，有一天，他跟母親說，要開一間小賣部，就是像城里人那樣做個個體戶。很快，小賣部就在三隊隊部一間空房子里開張了，主要是高中畢業(yè)賦閑在家的妹妹幫助父母打理。起初，我都不愿意過去看下，覺得站在柜臺里，有點像登上舞臺表演的意思，顧客三三倆倆來買東西，也閑聊，自己很難為情。說不清那是一種什么心理，怕見人。后來，站的次數(shù)多了，就變大方了。等后來小賣部搬回我家西屋，寒暑假時，我就幫忙了，賣賣貨，最重要的是幫父親一起去礦上或鎮(zhèn)上去進貨，搬啤酒箱子時，那些空瓶子合奏的打擊樂，猶在耳畔回響。
　　 這樣，一村兩店，實際是和包家形成了競爭關(guān)系。有幾次，妹妹還叫她的小伙伴去包家，佯裝買東西，以獲取包家商品的價格。妹妹不懂競爭，也沒想過競爭，只是說，別賣得比人家貴就行。母親能站柜臺，這出乎我們的意料。母親不識字，但會算賬，有時就是稍微慢點，但從沒差過錢。這是不是人們常說的“心算”？父親懂得怎么賺錢，但他大度，打酒和醬油的，他總會多給人補點，一斤的玻璃瓶，總是給人家裝滿。有時差個一分二分他就湊整不要了。更可怕的是有些賒賬的，他用個小本子記著，有的家庭困難，他總是不好意思管人家要賬。倒底開小賣部賺了多少錢，或者說，賺不賺錢，父親沒說過。直到1988年，父母跟我搬去了縣城，小賣部才歇業(yè)。但不管怎么說，小賣部是我們家人商業(yè)意識的啟蒙地，我們一家六口都當過“營業(yè)員”。
　　 到了縣里，父母買了一輛手推車，去農(nóng)貿(mào)市場擺起了攤兒。有小賣部的歷練，他們干得得心應(yīng)手。但有一點，比開小賣部難，就是每天不能剩貨，尤其那些綠葉菜，隔夜就不好賣了，所以，我給父母建議，有些菜到了下午就降價打折，多買更便宜，如果哪個菜本錢已回，那就更要快點出手，給錢就賣。這些主意，讓父母的小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只是那時還是刻板了些，沒有學會買菜送大蔥。
　　 一次，我見旁邊地攤上有一堆油豆角，非常新鮮，好像剛從田里摘下來。我看得出，賣主急著要走，似乎不太在乎價格高低。我上前花5元錢全部買下，賣主很高興。轉(zhuǎn)身，我放在我家的攤位上，10元錢全部賣出，買主更高興。算是暴利，我第一次體驗到賺錢的快感。我跟父母炫耀了足足有幾分鐘。晚飯時，花5元錢買了兩瓶啤酒，讓父親喝一瓶，父親卻不喝，說那玩意兒，脹肚。
　　 雙休日、節(jié)假日的時候，或者業(yè)余時間，我經(jīng)常替父母看攤，學會了討價還價，通過討價還價，我能看出買主家的經(jīng)濟狀況，甚至從他們猶豫的表情中，看到一個家庭的生活過得怎樣。久而久之，那些和父母一起做生意的“鄰居”，都以為我就是賣菜的，等我調(diào)到市里工作，就再難見到我的身影。后來，父母說了好多次，有時，他們來父母攤位，踅摸半天，起初以為看父母都進了什么貨，父母一問，方知，原來是在找我。
　　
　　 三
　　 1990年秋天，我調(diào)到市里工作。
　　 我到財務(wù)科一年后，我們只比我大兩三歲的年輕的財務(wù)科長就“停薪留職”了，在江門和家鄉(xiāng)之間做起大豆生意，回來看我們時，他的笑聲幾乎能震落棚頂?shù)幕覊m。經(jīng)常來財務(wù)請款的一位供應(yīng)商，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紀，福建人，一次，私下里，他跟我說，自己手里有100塊錢時就開始做生意了。我說，不怕賠嗎？他回答我，不怕，賠了再想法賺回來。耳朵里，總是傳來某某“下?！钡南ⅲ睦锇W癢，我卻時常用手撓著額頭。我是出納員，那時還沒電算化，也沒網(wǎng)上銀行，每天從我手頭過的現(xiàn)金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幾十萬元，同事給我封號“過路財神”?？晌夷弥吭?69元的工資，除了為每月的房租水電費算計著開銷，還要提心吊膽，生怕親戚或同事誰家辦喜事請我去喝喜酒。
　　 不敢下海，就在海邊走走，濕濕鞋吧。我有站柜臺、擺地攤的底氣，便和來接替我出納工作的小楊一拍即合。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利用星期日，我倆去工廠附近的農(nóng)貿(mào)產(chǎn)品批發(fā)中心，批發(fā)了一袋地瓜。按照我的推測，東北那時幾乎不種地瓜，卻又喜歡吃地瓜，應(yīng)該好賣。小楊也不知從哪里弄了一桿秤，我們就到一個叫西門的地方擺起了地攤，怕凍，又不敢倒出來，只好將袋子敞開點，讓路過的人看見地瓜。平時口才還算不錯，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甭提叫賣了。最主要的，怕遇見熟人，所以，兩人還躲躲閃閃的，有時，靠說說笑笑給對方壯膽。怪了，只有幾個人問過，卻沒人買。到下午三點來鐘，只好收攤了，午飯沒吃，回辦公室，小楊用他藏在文件柜里的電鍋煮了兩碗白面條。
　　 周一上班，我們把50斤地瓜原價賣給了同事，差一點就夠本錢。我跟小楊說，那是損耗，我用成本名詞給小楊解釋，他笑笑。可惜的是，我的“生意伙伴”小楊不到四十歲就生病早逝了，后來我在上海聽到這個消息時，心里很難受。我到現(xiàn)在也愛吃地瓜，只是有時吃完燒心。
　　 看來我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我不甘于老老實實上班。那時的工作，于我而言是雞排，不是雞肋，因為不能扔棄。因為，除了上班，我還沒學會怎么掙錢。上班之余，我還是努力掙點外快，以補貼家用。我學著“拼縫”，實際就是非法中介。比如，聽說朋友廠里要做幾只大型的出口用包裝箱，我將這筆生意介紹給了廠里的一個木材加工分廠，從中收取一點辛苦費，所謂的回扣。賺了不到200元錢，分廠廠長兒子結(jié)婚，隨禮100元，還要給他敬酒，以示感謝。我學過經(jīng)濟法，知道這樣做其實是違法的，雖然那個年代，這種現(xiàn)象比較普遍，可美其名曰法不責眾。但我還不愿冒這樣的風險，以后再沒干過。我還是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那時正提倡市場經(jīng)濟，國企正處在改革整頓階段，很多企業(yè)關(guān)停并轉(zhuǎn)，下崗分流員工增多。為適應(yīng)群眾生活需要，市里新辟了幾個舊物市場。在和我家隔著一條馬路的空地上，每到雙休日，就是一個沒有圍墻的舊物市場。1994年的初秋，幾個好友幫助我，將家里清理出的舊衣柜以及舊衣物，拿到這個市場上，一起吆喝著賣了。那是我經(jīng)歷過的一次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yè)行為，那是我和故鄉(xiāng)的告別儀式。如果有人穿上我的舊衣服上街，會不會被老同事見到了，在后面喊我的名字。
　　 到了上海后，雖然規(guī)規(guī)矩矩上班，我還是有個醞釀了三十年的想法。那就是開個書店。特別是有幾年全國流行“詩歌書屋”、“詩歌驛站”，有幾年上海流行主題書店、特色書店，都深深地吸引我。當個書店老板，也算有了商人身份，實現(xiàn)自己給自己打工的夙愿。賣書賺點薄利，同時，還可看很多書，時間夾縫里還能寫作，都是我愛干的事兒。但隨著電子書大量涌現(xiàn)，紙質(zhì)書市生存艱難，因養(yǎng)家所迫，我想的時候膽大，做的時候膽小，一直沒動，終未如愿。幾十年職場打拼下來，還是給自己培養(yǎng)成了一輩子給人算賬怎樣賺錢，而自己卻不會賺錢的人。
　　 說到眼前，今年地里青菜種的有點多，有地友給我出主意，吃不完，可拿到小區(qū)門口去賣，也好補補種子和肥料支出。我說，不敢。如果真地要賣，我就弄個“自助賣菜”，想給錢就給，不給錢拉倒，我要確保，自己不在現(xiàn)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