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繼鰲的《千年一城》出版了，這是一件充滿文化意味的可喜的事情。一年多前，聽說他在寫這本書，心懷期待。出版后細細閱讀，頗為折服。這是一本多視覺、全方位、廣維度書寫巴城以及巴中的歷史文化散文集。全書分“城事”“人事”“文事”三個章節(jié)，共23篇文章。作者以巴城為原點，放眼全域，輻射周邊，對歷久彌新的文化遺跡、山川地貌、歷史人物、風土人情等進行有深度、有力度、有溫度的抒寫，系統(tǒng)探尋城市文化的走廊路徑、步伐頻率、脈動承接與精神內(nèi)核，以文學方式打撈城市靈魂密碼。文化遺跡方面，有眾所知之的、現(xiàn)今依然原貌留存，如“四龕”石窟、魁星閣、天開金榜、回風亭、凌云塔等，也有已經(jīng)原物不存、但在文獻史料中鮮活記載的，如南塘林館、流杯池、擊甌樓、光福寺、丹梯書院、九井十八街、古城墻及四門等。山川地域方面，有一直守護在巴城周邊的南龕山、東山、西龕山、王望山、插旗山，還有遠一些的靈應(yīng)山、清江渡、米倉道等。歷史人物方面，有長于斯土的，如晏陽初、董修武、馮蔚藻等，有為官此地的，如嚴武、羊士諤、宗澤、陸成本等，有謫居這方的，如李賢等?？梢哉f，千年巴城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留存都被作者高度凝練、濃縮在書里，為我們提供了一本融史料性與文學性為一體、思想性和可讀性較強的讀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繼鰲做了一件文化有“功德”的文化樂事、善事。
　　 在“城事”章節(jié)，作者采用立體圖像式表達方式，“站在南龕山上遠眺”，放眼量風物，“山南一座城”，“一條銀練從王望山上飄落下來，飛過巴人廣場、三號橋、張思訓街，然后在南池藝術(shù)廣場起落，飛入南龕山北坡”，這條現(xiàn)今的城市南北中軸線與東西向的城市街道，勾勒出了他眼中兩條交叉的隱秘而清晰的文化軸線，這就是城市的文化根脈。他由此寫起，東漢永元二年漢和帝劉肇下詔在宕渠縣以北的巴河流域設(shè)置漢昌縣，他分析了原因，認為巴中同漢中一樣，也是“奠定大漢王朝的基座”。到四百年后“僚人”到來，“巴僚”在這片土地“燃起狼煙，歷史上寫下驚艷一頁”。后北魏置巴州，嚴武作刺史，李賢貶巴州，蒙古入侵，白蓮教起義等，在巴州歷經(jīng)的大事中，城市滄桑與文化繁榮并進，眾多古跡建筑或成遺珠或挺立至今，眾多名人或浪花閃現(xiàn)或逐流至點，巴文化、漢文化、唐文化基因加持續(xù)延、相融兀變，推動著城池發(fā)生美麗蝶變、華麗轉(zhuǎn)身，侵染千年一城的文化底色，回味千年一城的人文律韻，給未來以今天的定義。在本章節(jié)中，作者還品味了“流杯池”，回望了“擊甌樓”，欣賞了“魁星閣”，解碼了“回風亭”，仰望了“凌云塔”，探幽了王望山等。這樣的定義，是因為書中所列詩文及作者記敘評價文字精美的藝術(shù)性張力?！傲鞅亍迸c“擊甌樓”雖“荒草煙沒了古道，青苔覆蓋了石徑，彈指數(shù)百年間，流杯風雅杳然難尋”，但透過文字，我們似乎還能看到張祎與友人洗濯、嬉戲、飲宴時“夙憶流杯勝，宵過秉燭尋”的場景，看到張曙在江樓上作《擊甌樓賦并敘》時磨墨展紙的瀟灑身影，聽到馮山唱和“能將天外意，寫進曲中愁。湘瑟曾誰聽，巴州祇自流”的吟誦聲音。對今天我們很熟悉的“魁星閣”、凌云塔、“回風亭”，作者更是以深情的筆觸，將其作為巴城文化地標和“風水”載體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作了詳盡描述?！巴跬健?，“在地名牌里，叫望王山。但在地方志里，卻叫王望山”，原來是得名于一個在山上居住的叫“王望”的道士“得道成仙”的傳說故事，更的章懷太子李賢的傳說附于山之“身體”，故事里的事說是就是不是也是，王望山雖不在高，有仙則名，雖不見經(jīng)，有魂則靈。
　　 城市不僅是建筑與街道的集合，更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文化歸根到底是人類文化的體現(xiàn)。組成城市文化的要素除了建筑形態(tài)外，還有與城市共生的人所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的文態(tài)及所彰顯折射的神態(tài)。在這種應(yīng)物而生、因人成城的錯構(gòu)相融的文化催生中，人與城浸潤滋養(yǎng)永恒，城與人相互成就千年。這就是“人事”和“文事”的體現(xiàn)。在古代，“人事”和“文事”古已有之定義?！叭耸隆边@個詞主要用來描述人世間的事情，具有廣泛的文化含義。例如，在《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人事”一詞被用來描繪時光的流逝和世事的變遷。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事”一詞不僅指代了人的意識對象，還包含了更深層次的意義。在古代，人們常常通過人事來表達對生活的感悟和對世事的理解。盡人事、聽天命，這種觀念強調(diào)了人的努力和天意之間的關(guān)系。盡人事，意味著盡最大努力去做某事，即使結(jié)果無法掌控。這種態(tài)度反映了古人對待生活的積極態(tài)度。而“文事”，在古典文化中更多有表述。如《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薄豆攘簜?定公十年》：“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等。這都說明此“二事”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而在作者的書中，“人事”和“文事”更是對“城事”的一種托舉和升華。在書中的“人事”和“文事”章節(jié)，作者通過一個個人物，一次次事件，將沉寂在歷代志書、典籍等文獻中的文化形式進行了條理性梳理，特別是大量詩詞歌賦，有事件中的人書寫的，也有事件以外的人吟誦的，無一不是對巴州及城市風土人情的贊美。南朝民歌《西洲曲》對南館林塘的描繪“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印證了巴城南池曾經(jīng)的蓮花盛景；宗澤《古楠賦》“巴城之南，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是“南山有大木”的見證?！栋倌晡翟濉分?，作者詳細介紹了出生于今天恩陽司城的清代才子馮蔚藻“秀語天成，真奇才也”的人生際遇和他的詩文，“古人來不少，秋樹是何聲？”“尋花載酒聽書聲，不見章懷故太子?！边@些佳句，讓人對這位有些陌生的本土文人有了了解。“金榜天開幾百春，云巖重訪滿苔痕。開梯百丈從容過，誰識書臺舊主人”，除了這些大量的詩詞外，作者在《天開金榜》中，對巴城這一人所共知的著名文化遺址，從字、山、人、文多角度進行了解讀，站在了另一個高度。除了這些“人事”“文事”外，作者還寫了巴中近代以來的兩位文化名人董修武和晏陽初，對辛亥革命先驅(qū)董修武，通過為何修回風亭進行“植入”，并闡明修亭的意義并不只是“回風回轉(zhuǎn)”，而是讓巴城有了一個情感的寄托。對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則是以一種“仰望”的姿態(tài)，從今人的尊崇著筆，結(jié)尾回轉(zhuǎn)到塔子山項，通過與梁啟超、胡適、蔡元培等人的交集，把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產(chǎn)生和對世界鄉(xiāng)村改造的功績?nèi)谌肫渲?，連接古代文脈與當代鄉(xiāng)村振興，增添了千年一城的文化厚重。
　　 但如果只認為繼鰲的《千年一城》是純粹的歷史文化散文集，還不足以道。個人認為，除了主要的文學特性外，還有一定的社科學術(shù)研究內(nèi)容，這也是他一些文章中“不厭其煩”“刨根問底”對某一文化現(xiàn)象解釋的原因。作者從文學中迤邐而來，以新聞記者的敏銳捕捉歷史細節(jié)，運用跨界筆法，在優(yōu)美的文學表達外，還有冷靜的理性的研究思考。比如，“杜甫洗墨池”是不是與杜甫有關(guān)、杜甫是不是親自來過巴州？嚴武疏鑿“浮杯之勝”為何在東山，和西龕山的流杯池到底是什么關(guān)系？狀元橋與張曙到底有沒有關(guān)系？“魁星閣”的“魁”是“魁”還是“奎”？“回風亭”為何沒有選擇傳統(tǒng)中式風格而是仿西方哥特式建筑？還有嚴武五言長詩《暮春題西龕龍日寺石壁》和《題巴州光福楠木》，作者“高度懷凝”并非完全出自嚴武之手而合寫，以及“王望山”不應(yīng)是“望王山”等，作者得出了結(jié)論也給出了較為充足的理由，對一些歷史人物、事件、文體進行還原。雖然這些是他的個人解，可能從學術(shù)的角度也有待進一步考證，但不能不說他的探析頗有深度。其實，如果他要寫這本歷史文化散文集，也不一定這樣“看門道”“究所以”，但他這樣做了，充分說明了他的為文嚴謹，而這些，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為文為人品質(zhì)。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說，人文學者應(yīng)當走出單純的風物記載與掌故之學，要做到對城市歷史、精神的精準把握，關(guān)注城市所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保留想象和質(zhì)疑的權(quán)利。而這些都需要跨學科的視野和嚴謹?shù)膶W術(shù)精神，“了解不同學科的長處與局限性，才能讓城市文化既保住‘家底’，也留住了精氣神”。在這一點上，繼鰲做得很好?！肚暌怀恰肺恼碌恼Z言張力、現(xiàn)實關(guān)懷、情感共鳴值得肯定.《流杯遺韻》的酒香墨韻，《古道背影》的蒼涼詩意，將巴山泥土的厚重感轉(zhuǎn)化為文字質(zhì)感?！豆诺辣秤啊钒蜕奖扯纭氨雏}換茶”的無名勞動者群像，展現(xiàn)他們對米倉古道經(jīng)濟命脈的支撐作用；嚴武《奏請賜巴州南龕寺題名表》，揭示了其任巴州刺史期間對地方文教建設(shè)的重視；“天開金榜”的考證中，通過南龕山石刻與清代文昌閣、丹梯書院的關(guān)聯(lián)，指出其不僅是科舉文化的具象表達，更隱喻著巴州“山形如榜、水文似墨”的地理格局對士人精神的塑造；凌云塔的建造中，通過分析塔身13層八角形制與《易經(jīng)》“天九地六”思想的呼應(yīng)，揭示清代知州陸成本借塔鎮(zhèn)水患、興文運的雙重意圖，并結(jié)合塔內(nèi)“二龍戲珠”鐵鑄藻井，解碼巴蜀民間“以龍喻才”的審美傳統(tǒng)；光福寺的空間敘事中，以唐代敕建寺院為切入點，剖析寺廟軸線與巴州城“山—水—城”三重空間秩序的疊合，展現(xiàn)宗教建筑如何成為權(quán)力規(guī)訓與民間信仰的交匯點；《南館林塘》《仰望陽初》等文章通過解析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與巴州古代書院制度的淵源，提出以“丹梯書院”遺址保護為契機，打造“耕讀研學”文旅融合新模式，既有游子對故土的深情凝望，又具有學者式的理性思辨，賦予鄉(xiāng)村振興文化賦能的現(xiàn)實意義。
　　 城市文化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城市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及其蘊含的歷史文化背景之間有機聯(lián)系的集合。城市文化背后的歷史演變反映著人類社會文化發(fā)展進程，凝結(jié)著一代又一代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城市特色和活力的重要體現(xiàn)。厘清一個城市以城事、人事、文事為主的城市文化，則共同構(gòu)成了具有傳記品格的歷史側(cè)寫。但毋庸諱言，巴城與其他名城望都相比，還較普通，文化底蘊也不算特別厚重，認清這一點，既是我們的文化自信，也是文化清醒。但城市的一生如果被完整地、清晰、特質(zhì)地記錄下來，鐫上名字，貼上標簽，便會獲得永久的生命力，在自然而然中顯得卓爾不群。歷史文化是一個城市前生身穿的綢緞，手佩的珠玉，今生更具有寶貴的價值。在變遷的過程中，不論過客或是駐守，只要對城市、對家園有情感，或許都能留下一點什么，那些亭閣的修建者，那些詩文的寫作者就是其中之一。千年一城的“鳳鳴”，并不完全是火上的顯影墨水，自己顯出字來，而是通過古往今來的一批有情懷的人的眼睛才能被看到?！肚暌怀恰返奈淖知q如一雙雙眼睛，一只只耳朵，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情懷，也聽到了這樣的“鳳鳴”。
　　 繼鰲出生在巴州，從一個鄉(xiāng)村走出，巴城成了他事業(yè)與人生的留駐地，也是滋養(yǎng)他精神與靈魂的高地。在本書出版后的一次交流中，他說道，“寫這本書是我的心愿，因為我不想成為這座城市的過客，而是要成為歸人”。現(xiàn)在，他把這份“歸”的心態(tài)心情融入了書里的萬千文字中?！肚暌怀恰繁蛔u為“首部巴州城市文化專著”，我亦認為，這個評價是夠得上的，這也正是這本書的價值體現(xiàn)，由此還獲得了2024年度全市宣傳文化系統(tǒng)十大推薦書目。但巴州歷史文化源遠流長，人物眾多。2023年底，曾依據(jù)卒年在公元1999年12月31日前，出生地、成長地、祖籍地、旅居地在巴中，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有重要影響，在全國有正面影響，個人功績或思想著作有當代價值的標準，評選出了15位第一批巴中歷史文化名人。其中的李賢、嚴武、張曙、董修武、晏陽初等，在《千年一城》中均有書寫，但作為巴州歷史上第一位有文獻記載的、三國后期“五虎上將之一的”句扶等名人似乎有遺漏。還有，對巴州著名的“九井十八街”，如果能用專門的文章記敘，而不是在其他文章中帶過，似乎更能體現(xiàn)“城事”獨有的特色。當然，這并不能淡化巴城歷史文化上下縱橫的整體全貌感，也似乎不必苛求。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在上海、天津等地考察時強調(diào)，“要注重傳承城市文脈”，要求“加強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保護”，“要保護和利用好歷史文化街區(qū)，使其在現(xiàn)代化大都市建設(shè)中綻放異彩。”歷史文化遺產(chǎn)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文化功能是城市的主體功能之一，城市文化是城市現(xiàn)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氣質(zhì)和靈魂。人類生活的豐富性依賴于對過去的記憶能力，而人的記憶依托于空間和社會環(huán)境。城市歷史文化遺產(chǎn)見證了過去幾個世紀人類的勞動創(chuàng)造和時代精神，構(gòu)成了地方和社區(qū)的集體記憶，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時光的長河悠悠流淌，一個城市，歷經(jīng)千年成聚、成邑、成城、成市的進程，“城之所以盛民也，因民乃城之本”，在人的不懈創(chuàng)造中，萬千變化，美?與共，走向繁榮，走向文明，走向未來。
　　 巴城這座東漢開始建制漢昌縣的古老而年輕的城市，在一九九三年迎來了新的發(fā)展起點并不斷嬗變。進入新的時代，這種變化更是與日俱新、翻天覆地。市委五屆八次、九次全會提出了整合資源、串珠成鏈、打造“四龕福城”新的文旅品牌，以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城市新的文化能級，并制定了三年行動計劃，這賦予了千年巴城最具特色特質(zhì)的“四龕”文化以新的定義。福城千年文浸潤，從這個意義上說，繼鰲《千年一城》出版正當其時，必能為其助一份史料與研究、渲染與推介、傳播與弘揚的文本之力。是為札記。（寫于2025年3月。發(fā)表于《巴中日報》2025年5月10日“文史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