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我滿懷憧憬地邁出了師專的校門；金秋八月，被分配到仙居中學，正式開啟了人生職業(yè)之旅。
　　 在師專的最后一段時光里，我與同窗Z懷揣滿腔熱情與崇高理想，立志遠赴新疆支教，為那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奉獻我們的青春與熱血。然而，這一決定遭到了家人的強烈反對。父親、舅舅、姨夫專程來到學校，苦口婆心地勸說我。最終，我難以違抗家人的意愿，不得不放棄了新疆的支教，與Z一同被分配到了仙居，我在仙居中學，她在仙居三中。
　　 父親告訴我，為了讓我和Z都能順利分配到縣城工作，他特意找了當年在臺州招生辦工作的鄉(xiāng)鄰胡育梅；我的姨夫朱支球，專門去找在師專擔任學生科科長的李茂珍。在胡育梅、李茂珍的幫助下，我倆才得以被分配到仙居縣城內的兩所學校。
　　 仙居中學座位于縣城西北光明山腳，是仙居縣最好的中學。我初來乍到，滿懷激情地想要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教師。然而，學校的安排卻讓我大失所望。我本是中文專業(yè)出身，卻被安排擔任初一、初二的政治老師，并兼任初一（4）班的班主任。對于這樣的安排，我雖然服從，但內心充滿了忐忑與不安，擔心自己無法勝任。
　　 事實證明我的擔憂并非多余。初二的政治課是辯證唯物主義，我尚能勉強應對；但初一的政治課名為《青少年修養(yǎng)》，內容抽象且枯燥。盡管我盡力將枯燥的內容講得生動形象，卻依然難以激發(fā)學生對這門課的興趣。此外，由于基礎不夠扎實，操著一口“臨海普通話”，常常被學生嘲笑，甚至有些同學在背后戲稱我為“修養(yǎng)老師”。在學校，政治課被視為副課，而我又教得不好，這讓我感到非常自卑和沮喪，仿佛自己成了全校最差的老師。
　　 初入職場，即便是初二、初一的學生，與我年齡差距也僅六七歲。我積極嘗試與他們建立友誼，特別是對兼任班主任的初一（4）班學生，通過家訪深入了解他們的背景、經歷、性格與興趣，實施個性化教學，效果不錯。然而，總有些“頑皮”學生，對我的努力不以為然，甚至唱著反調，面對他們，我頗感無奈。其中，張某春同學尤為突出，他身材高大，坐在教室后排，常聯(lián)合男同學欺負女同學。一次課上批評他時，他竟公然頂撞，我一時失控，以書本擊其面頰。一兩天后，校長王繼森找我談話，我本以為會受到嚴厲批評，但他卻未提及此事。王校長是南下干部后代，身形瘦削，戴著厚重的近視眼鏡，畢業(yè)于文革前的山東大學。他以濃重的山東口音，與我深入交流工作、思想，并傳授成為優(yōu)秀教師的秘訣，強調“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倡導對學生要“情感交融，以情動人，以理服人”。這次校長約談，讓我在內疚中深刻反省。后來得知，張某春竟是王校長的外甥。
　　 我所在的仙中與Z任教的三中，僅一二里之隔，卻因各自忙碌而鮮少相聚。初為人師，我們都懷有成為好老師的夢想。盡管外界都知曉我們的戀情，但工作之后，我們更多是在探討工作、規(guī)劃人生，而非沉溺于兒女情長。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冬日里的一個周末，我們共赴學校后方的光明山，躺在溫暖的草地上，沐浴著暖陽，分享著彼此的工作、人生感悟。Z第一次詳盡地向我講述了她的成長故事。原來，她的成長之路也布滿荊棘，與我有著相似的苦難經歷。然而，這次交談之后不久，Z卻向我提出分手，我雖努力挽救，但全無效果。家人紛紛指責于我，父親與舅舅更是專程趕到仙居，嚴厲批評并要求我向她道歉。我深刻而誠懇地反省自身不足，懇請她的諒解，但她分手之心已決。此后，我無數次反思，雖然分手并非我主動，但原因確在我。那時，我不懂愛情，對愛情的理解太過稚嫩，缺乏良好表現(xiàn)。
　　 與Z分手后，我在工作之余，沉浸在對文學的熱愛之中。那時，我深深迷戀于李耕、劉湛秋等散文詩人的作品，同時對賈平凹獨特的語言風格情有獨鐘。于是，我嘗試著學習散文、散文詩創(chuàng)作，投稿至多家刊物。學校門口的傳達室，成了我退稿信的聚集地，每周如期而至。
　　 幸運的是，經過不懈努力，一組以春天與小草為主題的作品，終于在貴州省的文學刊物《花溪》上發(fā)表。這是我的作品首次出現(xiàn)在文學刊物上，那一刻的喜悅與自豪讓我激動了許久，也再次點燃了我內心深處對文學的熊熊熱情。
　　 仙居縣文聯(lián)當年辦有《仙居文藝》，主編是金烈芳老師，1984年春，我曾斗膽拜訪，他向我熱情介紹了寫詩的王柳江、應夏等，并贈寄我《仙居文藝》。在這張文學小報上，我頻繁地讀到王柳江、應夏的詩作，他們的詩歌輕靈飄逸，意境深遠，令我著迷。5月28日，我寫信約見王柳江，初次見面就商議共同發(fā)起組建一個文學社。當時，他還推薦應夏作為共同發(fā)起人，但應夏是個女的，多有不便，也就作罷。不久之后，柳江兄提供了一份縣內文學愛好者的通訊錄。隨后，我倆向這些文學愛好者發(fā)出了一封創(chuàng)立文學社的倡議信，出乎意料的是，這封信得到了熱烈的響應。陶靈芳、華友國、葉堅明、朱岳戀、楊斌、應利康等十余人，成為了文學社的首批會員。而陶靈芳，就是應夏。
　　 以上的事情讓我記憶到具體日期，要感謝柳江兄。他非常有心地保留著當年我寫給他的信，字里行間，讓我想起當初的許多細節(jié)。
　　 仙居縣城邊上的南峰山，因擁有仙居八大景之一的南峰釣艇而聞名。文學社創(chuàng)立大會，便在這座充滿靈氣的山上舉行。會上，我們一致決定將文學社命名為“南峰文學社”，而我則有幸被推選為首屆社長。隨后的幾年里，南峰文學社如日中天，吸引了眾多仙居的文學愛好者加入，成為了當地最為活躍的文學社團。在這里，我不僅收獲了文學上的成長與進步，更收獲了珍貴的友情與愛情。幾年后，文學社中的才女詩人陶靈芳，成為了我的伴侶。
　　 在仙居中學任教的時光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但這段經歷卻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第二年，我因工作調動離開了仙居中學，到縣教育局上班。此后，在填寫各類表格時，“工作經歷”一欄中，仙居中學始終占據著我職業(yè)生涯的第一站。這不僅因為它是我人生眾多“第一”中的一個，更因為那段時光是如此的真實與難忘。盡管任教時間短暫，與當年的同事和學生逐漸失去了聯(lián)系，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依然時常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
　　 今年春節(jié)時，我接到一個寧波號段的陌生電話，電話那頭是當年初一（4）班的朱羅珍，她告訴我，她在寧波工作，春節(jié)回家時與班上幾位同學聚會，多位同學提到了我，經過一番周折，終于找到了我的聯(lián)系方式。她代表全班同學熱情地邀請我前往仙居相聚。當我抵達時，眼前是十幾位原初一（4）班學生的列隊歡迎。歲月如梭，我們都已不再是當年的模樣，但那份純真的師生情誼卻未曾改變。朱羅珍依然是那個可愛的“小調皮”，她興奮地指著一個個同學，讓我叫出他們的名字。令我驚訝的是，我?guī)缀跞拷袑Γ踔吝€能清晰地回憶起他們當年的家庭住址、家庭基本情況。同學們紛紛夸贊我的記憶力，但我想，這并非因為我有過人的記憶力，而是因為當年我是真心實意地對待每一位學生，用心去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雖然當年我并不是一名出色的老師，但我曾經以一顆真摯的心關愛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