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開教研會，十幾個年輕老師在一起討論說：新調(diào)來的教務(wù)主任規(guī)定了新的講課流程，其中有兩條非常不切實際，有人提議要教研組長跟教務(wù)主任說說，這樣行不通。我接過話題告訴大家說：“不要直接反駁領(lǐng)導的指示，那是要吃大虧的，領(lǐng)導會認為你否定他的工作能力”。當時我建議大家對待這件事要善巧方便，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教大家和稀泥或不敢堅持真理？其實我當時因為時間不夠還沒把話說完，在這里再補充一下，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大多數(shù)老師都聽過我講傳統(tǒng)文化，我可以想象，有的老師會問：你不是說做人要誠實，要忠誠，要有骨氣嗎？你說的對！做人應(yīng)該是這樣。但要看你上面的“君王”是暴君或昏君？還是明君？如果是明君，你就可以做魏征做包拯；如果是暴君或昏君，你要直言不諱那你就是自己找死。在現(xiàn)在這個狂躁的時代，又有多少“明君”呢？我們沒有古人那種舍命舍家的烈性，但在這個時代又要生活和養(yǎng)家糊口，面對非“明君”的指示，這就需要有智慧和忍耐了。面對上面布置下來的不合理工作，只要不違反法律，不違反道德人倫，我們自己吃點苦，受點累，挨點罵又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謂“抬人家的碗，要受人家的管”。只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懷著一顆慈悲心，一顆為眾生付出的心，把不好的成分降到最低，也就沒什么遺憾了。圣人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我們要在不善的環(huán)境里鍛煉自己，建立起自己的一道堅固的防火墻，善良、謙卑、恭敬，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時時保持一顆正量、干凈的心。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鍛煉出來的我們將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們都會坦然地說：呵呵，我經(jīng)歷過，小菜一碟！
　　 作為下屬，聽領(lǐng)導的話，多請示，多匯報是一種智慧。但這里有個原則，若上級布置的工作違反了法律法規(guī)，違背了人倫道德，那就要善巧地避開或盡量拖延，若這樣做也不行，那就要堅決頂住，大不了不干走人也不能昧著良心做事。就像文革當中的周恩來，受盡四人幫的欺辱，也要冒著風險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受打擊的一些老干部。周總理這種忍辱負重，圓融大度，大智若愚的風范，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中國這個社會，是個人際關(guān)系社會，做人做事千萬不能只憑著一腔熱情直來直去地去干。古人云：人直無用，樹直有用。當然，做人也不能圓滑，要圓融。圓滑讓人生厭，圓融受人尊敬，和諧四方。直率跟耿直是兩碼事，正直跟憤青也是兩碼事。這里有一則真實的故事很有啟發(fā)性：
　　 兩德統(tǒng)一后，因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東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訴開槍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責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辯護律師辯稱：亨里奇作為一名守墻士兵是在執(zhí)行命令，作為一名軍人執(zhí)行命令是天職，他別無選擇；如果要說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聽席上的人們也多數(shù)接受了上述辯詞，從心理上默認了亨里奇是無罪的。
　　 然而，法官賽德爾面色嚴峻、義正詞嚴地反駁道：作為一名軍人，當發(fā)現(xiàn)有人翻墻越境時，不執(zhí)行上級命令（開槍）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準，而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你在舉槍瞄準自己的同胞時，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quán)利——而這也是你應(yīng)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wù)。
　　 賽德爾還說：在這個世界上，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發(fā)生沖突之時，良知才應(yīng)該是最高的行為準則，因為“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賽德爾的話在莊嚴的法庭上回響，給人以深深的心靈震撼。旁聽席上，許多人的眼睛里閃爍著淚花，有的人相擁而泣。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滿了淚水，胸口劇烈地起伏。他將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說了句“對不起，我錯了”，就低下了頭再也無力抬起。最終，他因蓄意射殺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當履行職責成了一種罪惡，就會有一種東西比職責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有服從命令的義務(wù)，但你有打不準的權(quán)力。換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墻邊持槍的士兵，看見有人翻墻，你的責任就是把槍口抬高一點；如果你是1960年獨自巡邏的民兵，看見有人逃荒，你的責任就是放他們一條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見小販四散奔逃，你的責任就是跑得比小販慢一點。
　　 “把槍口抬高一厘米”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成為文明國家的軍警在面對非刑事犯的同胞時，這是最高的思維底線和行為準則。
　　 服從，但不盲從；圓融，而不圓滑；忍讓，但不怯懦；直率，但不耿直；堅韌，但不堅剛；智慧，但不智商；高尚，但不高傲；堅定，但會變通??????
　　 大象無形，智真成道。潛龍在淵，厚積薄發(fā)！愿讀過此篇文章的有緣人都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