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有言：“眾人拾柴火焰高。”各級各部門，社會各屆，駐村第一書記、工作隊員、幫扶干部、政協(xié)委員和廣大群眾，積極踴躍來稿，并提供了圖片、文件、書畫等，為順利編纂打下堅實基礎，故此在這里表示衷心的感謝。
　　 古語又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時間短，任務重。編輯部余啟華、黃明志、周發(fā)海、蒙瓊英、羅才梁、孫志強和戴國富等七位業(yè)余編輯，放棄節(jié)假日休息，或利用“八小時之外”，或利用退養(yǎng)晚年時間，在縣政協(xié)和編纂委員會的統(tǒng)一領導下，在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的全力配合下，按照新時期政協(xié)文史編輯工作的要求，以“力做上士，最次也要確保做中士，絕不做下士”的信心和決心，甩開膀子，攻堅克難，抽絲剝繭，通過共同努力，終于在不足三個月的時間里，編纂脫稿了這本《脫貧攻堅在會理》政協(xié)文史。
　　 這本政協(xié)文史，圖文并茂，資料翔實，書前精選一組圖片，專設脫貧攻堅掠影欄目；書末特辟書畫選欄目；書中主要部分《文史》62篇文章，重文體文本；《概貌》33篇文章，偏史志，屬全境式展示。全書涵蓋關懷情、走“干親”、啃“骨頭”、搬家記、外援到、內(nèi)力生、扶文衛(wèi)、移風俗、蹲點行和脫貧啦等方方面面，較為生動地記錄了脫貧攻堅在會理這一偉大工程，這一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這一壯麗的史詩篇章；它既具有“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的獨特作用，又是一部愛國主義鄉(xiāng)土教材。
　　 按常規(guī)，一本書稿在業(yè)已編纂完成，就要付梓印刷，與廣大讀者見面之前，都要云耳幾句，弄個后記。同樣，這本政協(xié)文史也不例外，也是應該嗟感一番，有個后記。同時，大家都知道，無論什么事情，都存在一個宣傳、普及和應用的問題，不然，就會讓人不清楚不明白“這件事到底是什么，為什么要做這件事”等等諸如此類的不必要爭論的問題。當然，也自不待言，我們編纂的這本政協(xié)文史，是既注重了政協(xié)文史文體文本意識常規(guī)要求，又結合新時期政協(xié)文史要求，進行了一定的創(chuàng)新。書中的《概貌》部分，也包括《文史》部分的若干篇文章在內(nèi)，就是這一探索嘗試的產(chǎn)物。
　　 為此，在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和全面小康的新時代，面對常規(guī)與創(chuàng)新的問題和課題，我們不打算“常規(guī)出牌”，按照“后記”通常的寫作范例，以“大談編纂中如何的撥玄鉤沉、淘砂瀝金”，“大寫編輯中如何的探索嘗試、銳意創(chuàng)新”這種常見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后記”，而打算帶著對“什么是政協(xié)文史”進行普及一下的這樣一個微小的愿望，來對待這個“后記”，并期望在正確“認識文史、理解文史和對待文史”等方面，能對讀者有所幫助和裨益。
　　 所以，接下來要談的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文史？文史，就是文化歷史，或者叫作歷史文化，就是在歷史的行進中產(chǎn)生的文化。這句話，這個概述，當然是正確的，但卻并不完善，也還有某種缺失。文史，一般來說，包括三大類。一是文書記事，二為文學、史學的著作或知識，三指文化歷史、詩話、文論之類的書。而政協(xié)文史，是新中國成立十年后，即1959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的一種新文體。
　　 這種政協(xié)文史，有一個最重要的獨特作用，就是“存史、資政、團結”和“育人”；有一個最鮮明的典型特征，就是“三親性”，即：親身經(jīng)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說通俗點，政協(xié)文史是介于正史和野史之間；按文體文本意識來說，這種文章就相當于我們當學生時，經(jīng)常所作的作文“記一件最難忘的事”。如果硬要說政協(xié)文史相當于史上文史的哪個種類的話，按追本溯源來說，它應該為文史中的“文書記事”類。
　　 無庸諱言，實干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前事不忘，后世之師。留下記憶，并有待于來者。所以，記憶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同時，我們深知這本政協(xié)文史，雖在鑄造民族靈魂記憶，特別是在鑄造會理靈魂記憶方面，是能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但由于編者所學有限，所識有限，能力有限，水平有限，再加之時間關系，就肯定會如世上本就沒有什么完美主義一樣，有遺珠和瑕疵之憾，故此敬請大方之家、有識之士、政協(xié)委員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并指出斧正為謝。
　　 大詩人艾青說：“為什么我的眼里噙滿了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真誠?！蓖瑯樱覀冊诿鎸磉@片土地，面對這片土地上發(fā)生的脫貧攻堅，面對這本政協(xié)文史時，也是以一顆真誠的心，來編纂定稿，并疙疙瘩瘩寫出上述幾段話，而是以為后記。